大红龙统治下的中国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在大红龙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了七十年，饱尝了大红龙的愚弄与践踏，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与痛苦，深感大红龙的卑鄙无耻，邪恶反动，现在我把它揭露出来，让弟兄姊妹都能看清大红龙的本来面目，都能恨恶、背叛大红龙，将心归向神。

　　还是从我懂事的时候说起吧。1958年，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时期。那时我刚考入初中，学校停课大炼钢铁，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炼钢炉终于建成了。但拿什么来炼钢呢，学校命令全校师生都去捡废铁，还规定每人要上交一定数量的废铁，刚开始几天还有废铁可捡，后来废铁都让人捡光了，实在没得捡了，便想到了家里的铁器。刚好那时成立了“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老毛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所有的人都到食堂吃大锅饭，不花钱，管吃饱为止，家里的菜刀、锅、火钳等都用不上了，于是就把这些都上交去炼钢铁，为此学校还得了一面“炼铁模范”的大锦旗。可是好景不长，象征“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只吃了三个月就“夭折”了。因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搞“浮夸”，从公社到县政府一级一级地虚报粮食产量，竞放高产“卫星”，什么“亩产五千斤”“亩产上万斤”；再加上国家为了称霸世界，将大量征收来的粮食支援落后国家，如越南、朝鲜、印度、古巴等，收买这些小国，造成国内粮食严重亏空，带来三年严重饥荒，饿死了无数的人。当时每家每户都是吃糠、吃野菜充饥，街上逃荒的、要饭的成群结队，惨状目不忍睹。因我就读的学校是省重点中学，县里对这所学校很重视，说这校的学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对这所学校的学生特别照顾，不管年龄大小，发给每人每月30斤的定量，这30斤的粮食缓解了一家人的吃饭难处。当时正赶上母亲做月子（我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妹），想到家里吃的都是糠、南瓜、野菜煮稀饭，坐月子的母亲也跟着吃这些，我哪里咽得下这白米饭，便把饭端回家给母亲吃，可母亲也舍不得吃，又把饭分给小弟小妹，每人二、三口，最后剩了一点给自己。最可怜的还是我父亲，他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吃的都让给大大小小的一家子（家里还有年近七十的奶奶），自己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时间长了，全身浮肿，大便干枯……可眼看着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死人无数的农村惨景，老毛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仍然将大量的粮食拿去支援“亚非拉”等小国家，同时又在领导人民对抗上天，高喊“战天斗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66年老毛为了搞个人崇拜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全国大中小学校乃至各行各业都停课停厂，我正在念大学，整个学校、街道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一层覆盖一层，每天都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同时，那些所谓的“红五类”组成了红卫兵小将，由于观点不同，自然就形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为“当权派”说话的称“保皇派”）。这些被揪出来的“当权派”被戴上高帽（用硬纸糊的三尺高的帽子），挂上5-10斤重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脖子上都被勒出道道血痕），然后站在大卡车上游行，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而在“当权派”的后面则站着一列被定为“保皇派”的人（是与“造反派”观点不同的人），他们被逼着用自己的鞋子不停地打同一队中站在自己前面的人，若“造反派”的头目发现谁打得太轻或停了下来就会拿步枪的枪托来捅。一次，我也被当成“保皇派”押上了车，在我身后的人似乎跟我有仇似的死命打我，我实在气不过就转过身用鞋子打她的头，一“造反派”看见后，立即拿起枪托照着我的胸口狠狠地捅了过来，将我打成内伤，之后便留下后遗症，只要一咳嗽就痛。后来，我校的系主任也被他们当作“走资派”给揪了出来，在教室里批斗，把她罚跪在课桌上，脚腕下横了根铁棍，又叫两个人上去踩。他们知道我跟她关系要好，就要我去踩，我不肯去，他们就重重打了我两耳光，将我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之后又另外叫两个人去踩，系主任快四十岁了，哪里受得了这种酷刑，当即从桌子上栽下来晕倒在地。可这班没人性的人竟用冷水将她泼醒，又继续接着踩，直到她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的牛鬼蛇神”为止。接着又想出了新花招整人，叫我去给她剃“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我说我不会剃，那个“造反派”头目不由分说拿起剪子就把我的一条长辫子在齐耳根剪了，又将系主任烫着满头卷发的银丝剃去了半边……我困惑不解：“这都是昔日的师生，同窗的好友啊？怎么能下得了如此毒手啊？人为什么都变得如此冷酷无情？”那时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都互相防备，生怕自己哪一句话说得不合适被告发，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害怕自己被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中便装病做个“逍遥派”，两派都不介入。天天躲在寝室里做女工活，织毛衣学裁剪。本想看看小说打发时间，可学校的图书馆被封闭，全市新华书店陈列的除了“毛选”以外，就是马列著作，真可谓是“红色的海洋”。那时人的着装要“革命化”，每人的手臂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套一个“红卫兵”的袖章，否则就会被打成“黑五类”抓起来，胸前要挂老毛的像章，怀里要揣老毛的语录，路上有红卫兵设的哨卡，不论是谁要通过就要背诵“老三篇”或老毛的语录，还说什么这是“真理”，一句顶上一万句。每日三餐都要集体到主席台上向老毛敬礼，然后背诵语录，再唱一首革命歌曲才能开饭。有一次，我吃饭迟到了，跑进食堂端起碗就吃，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像看外星人一样。我不知所措，旁边一个同学碰了我一下，向主席台努了努嘴，我明白过来，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人到主席台完成平时开饭前的“必修课”，之后才敢端起碗吃饭。更荒唐的是，那时全国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将，不论男女，衣装都是相同的：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间系着军用皮带，脚穿解放鞋，肩挂军用挎包，挎包上绣着老毛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忠”字，再下面是几朵葵花环绕，喻意“葵花朵朵向太阳”，且挎包上的图案必须每人亲手绣上，那时人人都要学会刺绣，每个人的床头都要贴上自己绣的老毛头像，否则就是对老毛不忠，就要被挨斗。十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各行各业的大小头目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而那些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又在搞派系斗争，互相争夺权利，夺印把子，夺枪杆子，奉行老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人人都提着脑袋过日子，终日活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

　　历史不会重来，黑暗的岁月终将过去，辗转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但大红龙的实质不会因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转移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一代的领导者，天天口唱“反腐倡廉”“树立良好的党风党纪”“民主选举”的高调，可国家政府的大小官员却贪污腐化，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更是盛行。我的一个外甥在乡里任武装部长，他想当副乡长，就东拼西凑拿了五千元送给县委书记，书记的老婆将钱收下后一直没回音，后来外甥听说别人送了六千元，于是又千方百计凑了三千元送到县委书记老婆的手上，可仍音讯全无，外甥忍不住去问书记的老婆，没想到他老婆却讥讽道“你这点钱还不够我打酱油”，把我外甥气个半死，真是花钱找没趣。而我丈夫更是利用职权大搞权色交易，他于1991年当上了副县长，因此有很多人就想巴结讨好他，再加上他经常和那些官员出入风月场所，所以他身边的女人不计其数。丈夫的不忠使我们的夫妻关系慢慢破裂，我痛苦极了，但又不想走世人的离婚路，便维持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那时经常有人托丈夫办理调动工作的事（乡下调往城里），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子送给我丈夫玩弄，而他们本人就在门外守着。一次，有个男的想调动工作就把他老婆送上，我丈夫看不上他老婆，就假正经说：“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人吗？”但对方知道他的真正用意，就换成他还没出嫁的漂亮妹妹“上阵”，丈夫满足欲望之后立即给那男的安排了工作，还将他妹妹的工作也一并解决，让她当了一名计生员。另一个副县长玩弄一个有家室的女人，后来看她女儿长得漂亮是县里的一枝花，就长期占有这母女俩。平日里我常会数落丈夫“身为县长还带头搞男女，自己作风都不好还怎么管其他的人”，我丈夫却振振有词说：“哪只猫不吃腥，我又没有强迫哪个人，都是她们自愿送上门的，这还能算错？从上到下的官100％都这样。”我家对面住的是县里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碰见我时都会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因此在我心里觉得书记的人品一定不错，不然也不会当这么大的官，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我对丈夫说的“100％的官都这样”这话深信不疑。刚开始县委书记的老婆叫我给她丈夫做西服（我以前会做裁剪），因没时间做我就拒绝了。后来县委书记亲自跟我说帮他做两条短裤，我就答应了，见他一直没有扯布过来，我丈夫就自己去买了布来，做好后丈夫又亲自约县委书记晚饭后在家等。我让丈夫去送，他不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一趟。一进门，我看到县委书记穿着背心、短裤，他老婆也不在家，就想放下东西赶紧走，可他却叫住我说要送我一条珍珠项链，我一口谢绝，他又问我想不想当教育局的副局长，并问我对丈夫马上要换届一事是怎么想的，我说自己只想教书过清闲日子，至于丈夫的事我无从知晓。可他仍不罢休，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居心所在，心里害怕极了，就一步步往后退，眼看着退到沙发上没有退路了，我立刻起身说要走。他却拦住我说还要试试看裤子做得合不合适，随即当着我的面脱他的短裤，我趁他脱裤子的机会赶紧打开门撒开两腿拼老命地往外跑，当时就恨爹妈没给我生四条腿。回到家，我羞愤不已，一边骂县委书记是“流氓畜生”，一边将自己在县委书记家的一番遭遇告诉丈夫，没想到我得到的不是丈夫的安慰，而是丈夫的怒骂。他拍着桌子对我大发雷霆：“你以为你是谁，还是黄花闺女呀，人家想巴结都巴结不到，可你却……这下我被你害死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出戏是他们串通好一同编排的，他们居然把我当作官场上交易的工具，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同时更恨丈夫没有人性，为了自己的仕途竟然不顾夫妻之情，将几十年的结发妻子往“色狼”怀里送，全然不顾我的感受。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丈夫正面临换届，本想借用我和县委书记搞交易当上正县长，因着我的不从，没有满足县委书记的兽欲，致使我丈夫乌纱帽不保，非但没有保住副县长的位置反而下调当了政协副主席，什么权都没有，只是挂个闲职。为此，我丈夫一直责怪我没有为他高升铺路，说我不明事理，不懂得“夫贵妻荣”，还说他“上去”了我才更有面子。面对官场的黑暗与丈夫的迁怒我烦闷极了，实在想不明白，明明是丈夫“卖妻求荣”令人不耻，可他却反过来对持守贞洁的妻子啧有烦言，这不明摆着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吗？可我除了将心中的不平深埋在心里之外又能向谁说呢？

　　2006年，全能神的末世福音临到了我，我有幸成了一名跟随神的基督徒。后来我通过看神话和听上面的讲道交通才明白了为什么大红龙统治下的中国如此黑暗的原因所在，全能神说：“几千年来的污秽之地，肮脏得目不忍睹，惨状遍地，幽魂到处横行，招摇撞骗，捕风捉影，狠下毒手，将这座鬼城践踏得死尸遍地，腐烂之气遍布全地上空，而且戒备森严，天外的世界有谁能看到？魔鬼将人的浑身捆得结结实实，将人的双眼都蒙蔽了，将人的双唇紧紧地封上，这魔王横行了几千年以至于到今天仍将鬼城看守得如此严密，犹如一座攻不破的‘鬼的宫殿’一般……”“这伙帮凶！下到凡间寻欢作乐，兴风作浪，搅得世态炎凉，人心惶惶，将人玩弄得牛头马面，丑陋不堪，没有一点原来圣洁之人的痕迹……”通过神话的揭示我才明白，原来这个国家如此黑暗邪恶是大红龙这个邪灵、恶魔掌权导致的，它向来推崇暴力、鼓吹革命，血腥统治、恐怖震慑，奉行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我是流氓我怕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它以谎言与暴力起家，用强权来控制人民，谁与它政见不同，谁对它有异议，就要批倒整死；谁不服它的统治，对它提出抗议，那就要群体灭绝，涂毒生灵。自从这个邪党统治中国以来，这块土地上便充满了阶级斗争，充满了谎言欺骗，充满了杀戮与迫害。回顾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什么“土改”运动、“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有哪一个运动不是屠杀残害生灵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它所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正是它好斗的撒但本性的彻底暴露与显明吗？在这样一伙“斗犬”政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怎能不陷入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的混乱之中呢？不仅如此，大红龙向来崇尚邪恶、打击正义，还把它的哲学毒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把私利谋”“当官不打送礼的，不溜须拍马一事无成”千方百计灌输给人，使人在它的熏陶毒害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良心泯灭，人都为了一己私利而活着，人与人之间不讲情与义，只有交易与互相利用，所以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就仗着它的权势，利用手中的职权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活在邪恶淫乱、骄奢淫逸之中。我们县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整个国家官员的一个缩影吗？若没有上层高官的“言传身教”又怎会有下面官员惟妙惟肖的“临摹模仿”呢？就如我丈夫在官场上的可耻行径，不是上行下效的最好明证吗？试想就国家主流人物的生活都如此淫乱不堪，那整个社会有多么黑暗邪恶不就不言而喻了吗？借着神话的开启与事实的对照，使我看到大红龙就是一切邪恶与黑暗的祸根，正是一切反面事物的发起者与接替者。

　　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你对我所说的这些事都曾经历目睹过，或者虽未亲历但也多有耳闻，或许你也曾深受大红龙的残害与愚弄，也对大红龙的暴行与劣迹深恶痛绝，但却无力挣脱大红龙的枷锁，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寻求真正的光明与公义。如果你真是一个寻求光明的人，是一个渴慕公义掌权的人，那就请回到全能神面前吧，全能神——造物的主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只有他才有真理与公义，才能扶平人间的不平，洁净世间的污秽与不义，带给我们真正美好的归宿。全能神说：“我要抚平人间的不平，我要在全地之上作我亲手作的工，不容撒但再残害我民，不容仇敌再任意妄为，我要在地上作王，将我的宝座‘挪到’地上，使仇敌都在我前俯伏认罪。在我的忧伤之中，包含着我的忿怒，我要踏平全宇，谁也不放过，让所有的仇敌都惊奇丧胆，我要将全地化为废墟，使仇敌都归在废墟之中，从此不让其再败坏人类。我的计划已定，谁也休要改动，当我大摇大摆在全宇之上游动之时，所有的人就又焕然一新了，万物就又复活了，人再也不哀哭了，再也不呼救于我了，我心便甚是欢喜，人都归来为我庆幸，全宇上下一片欢腾……”